东京国立博物馆位于上野公园的东北侧。穿过密树浓荫的丛林，一座具有东方特色的白墙灰瓦的主体建筑便映入眼帘。在它的周边，东京艺大美术馆、弥生美术馆、竹久梦二美术馆等鳞次栉比地分列前后左右。这里地势空旷，静得出奇，除了乌鸦“哇、哇”的叫声，没有汽车的行驶声和其他嘈杂声，给东京这个繁华的国际大都市的一角，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 

  东京国立博物馆始建于1872年，收藏并展出日本以及其他东方各国的艺术品和出土文物，是日本最大、最古老的博物馆。馆藏绘画、雕塑、书法、兵器、出土陶瓷器等八万九千余件，其中八十九件藏品被认定为“国宝”，五百七十七件认定“重要方化财”。展品分列在本馆、东洋馆、平成馆、法隆寺宝物馆和表庆馆等处。中国历代的石刻雕塑、出土文物及法书名画则集中分布在东洋馆的一层、夹层及二层。为追踪国宝，我们于本馆、平成馆等只作走马看花，大部分时间则驻足于东洋馆内。 

  东洋馆的一层展馆陈列着中国、埃及、西亚、印度等国家的艺术品和出土文物。中国的石刻雕塑及各类佛象占据了展厅的大部分空间。来自西安宝庆寺的石佛多达五十余尊，都是隋唐时期的古物，高度均在1米上下，或立或坐或卧，情态各异，衣褶流畅，举止从容，刻工精细，栩栩如生。而来自河南各地石雕立佛和坐佛，则体现了北魏时期的风格，大小正侧无规则，简洁而粗犷，益显古厚之气；其中几尊洛阳龙门石窟的佛象，神态和姿势略有夸张但却生动自然，手足鼻耳无一损坏，保存得如此完好无损，反而使我的心态不平起来。这是因为，我曾两次去洛阳龙门，看到供奉在石窟里的佛象大多是缺耳少鼻断手无头，不由得嗟叹不已。最令人叹为观止的是屹立在展厅中央的隋开皇六年的巨尊石雕立佛，高达6米左右，气势恢弘，情态安详、举止高雅，造型和雕刻的精细，堪称是展品之尊了。这些重达几百斤甚至数吨的石佛，决不是普通的古董商能贩运到此的。我曾读过二战期间侵华日军掠夺中国文物的文章，今天在东京面对这些国宝，心情不由得沉重起来。 

  穿过石雕馆进入夹层走廊，这里陈列着数十块来自山东嘉祥县的汉画像石刻。每块长约1米，高约30公分，画像石题材广泛，内容十分丰富。其中以刻画墓主人生前豪华生活场面的图象比例较大，内容有舞乐骑射，也有奇禽异兽，虽然都是阴刻，但刀法自然奔放，线条流畅遒劲，达到了相当纯熟和精妙的程度。对汉画像石的研究，早已是学术界的一大课题，它涉及到研究汉代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意义十分重大。 

  二层的中国书画以书法作品居多，其中以赫赫有名的宋代大书画家米芾的《虹县诗》真迹最为精彩。在传世的米书中，《虹县诗》属于不多见的大字行书。由于字大，用笔的跌宕起伏，起收笔的果敢洁净，笔势的沉着痛快，一气呵成震慑心魄。我在手卷前徘徊，由先前观赏印刷品至今日面对真迹，笔迹和墨色、视觉和气息，都强烈感受到九百年前的这位大书法家风神洒落的神来之笔。看了米书，其他书法都觉得索然无味了。尽管同时展出的王铎、张瑞图的丈二巨幅，气势非凡，傅山、倪元璐、八大山人、米万钟的中堂和条幅也不乏精品之作。而清人高凤翰、刘墉、陈鸿寿、赵之谦诸家作品也神采奕奕，新意迭出。特别是陈鸿寿四屏行书，气度不俗，还是首次认识。相比之下，元人的作品却显得守旧和无生气，大名鼎鼎的赵子昂楷书《重建塔记》，用笔迟缓，线条光洁，如果是真迹也决不是上品。苏州人钱良佑的行书步赵子昂的后尘，也无生气可言。倒是宋人朱熹的奏议和信札，写得随意自然，不拘泥于法度，自有一种学者风神溢出纸上，值得细细品味。 

  绘画展品虽然不多，但却都是宋元名家的稀世珍品。使人惊奇的是，号称梁风子的宋人梁楷的减笔画，展出竟有四幅之多！对于梁楷这个名字并不陌生，我曾见过台湾故宫藏梁楷的《泼墨仙人图》的复制品，还记得乾隆题的诗：“地行不识名和姓，大似高阳一酒徒，应是瑶台仙宴罢，淋漓襟袖尚模糊。”今天在这里展出的四幅梁楷除了其中一幅《六祖斫竹图》在画册中见过外，其余三幅人物、山水，均为初次观赏，实为难得一饱眼福。李伯时的《潇湘烟云图》手卷，乾隆御笔题首、董其昌、高士奇跋、乾隆、嘉庆鉴赏章，都赫然在目，显然曾是内府中物，听说是溥仪逊位后卖给日本人。久佚之国宝，今天在这里相见，或许是一种缘份吧！ 

  日本人对于文物的保护，依仗着现代先进的科学技术。在这里，人们可以尽管放心这些国宝的永久垂世，从恒温恒湿到柔和的灯光，从宽畅的橱窗到软褥的地毯，包括休息椅子，防火防盗设施，每一个小零件都做得精致而不马虎。我和同去的几位友人，站在展厅橱窗前曾研究过展品如何放进橱窗，但终于没有得出一个满意的结果。

                                             二  

  日本二玄社以复制中国古代法书名画而负盛名。十年前我曾在苏州观看二玄社为台湾故宫复制的藏品展览，其分毫不差地表现原迹神韵的技术，留下了难以忘怀的记忆。后在翁闿运师府上得以细观二玄社复制的《孙过庭书谱》、《颜真卿祭侄文稿》以及《怀素小草千字文》等名迹，从墨色到纸张，从印章到装裱款式，竟与原作一般无二。难怪台湾故宫博物院的院长也将复制品误以为是真迹了。翁先生告我，二玄社的复制品十分昂贵，他曾付出了以珍藏的明拓本作交换的代价，但权衡下来还是值得的。这次访日前，先生修书二玄社美术部总编高岛义彦，以作引见。又嘱我购《石鼓文·中权本》。在此之前他已购了石鼓文的另外两种版本，《后劲本》和《先锋本》。 

  在东京，陪同我们去见高岛的是一位上海人汪先生。原来汪早年和周慧、张森等王太大人都师从翁闿运先生，在东京遇到了同宗，真是欣喜不已。 

  二玄社分部位于东京文京区本驹，店面并不注目，立式的灯箱上“二玄社”三字，是集汉《礼器碑》的隶书。由于和高岛约定的时间是下午五时半，我们提前一小时到达，便正好先去门市部看看。门市部不大，书架上堆满了二玄社出版的中国历代绘画画册和碑帖，特别是这些精印的成套原色中国历代法帖，显然远胜于国内的出版物，看上去墨拓和印泥的印刷效果都十分淳厚，加上讲究的装璜，令人爱不释手。 

  正当我们兴致颇高的时候，二玄社总务部海外业务担当方亚平先生前来招呼我们了。方也是上海人，一口上海方言愈增几分亲切。我们随同去会客室，会客室在二楼，客厅不大，墙上却挂满了复制的名画。趁高岛还未到，我便移步作逐一浏览。宋代大画家范宽的《溪山行旅图》、郭熙的《早春图》、苏汉臣的《秋庭戏婴图》、明代唐寅的《山路松声图》分别悬挂在左侧墙壁上，这些都是台湾故宫的镇馆之宝。从前要观赏宋画是一件想都不敢想的事，即使是博物馆的内部人员也很难一饱眼福，今天都赫然在目。我细看这些画轴，纸色、墨色、款式以及古画的缺损和修补的痕迹都一一呈露，任何一处细小的地方都很难找出破绽。真是太完美了，唯一感觉这些东西太新了一些。挂在右侧墙上的元代大画家王蒙的山水《青卞隐居图》则充溢着文人画的意境。乾隆的御题、董其昌飘逸的款题、清人的观赏跋以及三希堂鉴赏章、内府和名家鉴定章几乎钤满了画幅的空隙，诗、书、画、印浑然一体，作品的气息和观者的视觉得到了最和谐的统一。其实对于观赏者来说，效果是最重要的。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又何必再计较作品的真伪呢？ 

  高岛义彦显然是一位中国通，目光中透露出睿智和诙谐。他给我们介绍了二玄社这十几年利用高科技研究复制技术，已完成中国名画278件，法书95件，不但复制了台湾故宫的藏品，还和上海、辽宁博物馆合作，得到了艺术界和学术界的高度评价。今年建国五十周年时北京还办过名画复制品展览。他说最近马上要去上海、杭州、南通等地，还说好几次去过周庄，印象十分深刻。临别时赠送了宋人团扇的复制品，我们暗暗庆幸不枉此行了。 

  值得一提的是，这次去二玄社，还有一个意外的收获。这就是买到了《王羲之兰亭叙》原色本。是册首篇收入的元吴炳藏定武兰亭宋拓本，我在参观东京国立博物馆本馆展出的日本近代画家作品陈列中偶然发现，同时陈列的还有吴昌硕的桃实图，这件中国国宝为何杂在日本画中，我至今尚百思不得其解。在众多的定武兰亭中，吴炳藏宋拓本可说是国宝中之国宝了。因为王羲之的兰亭叙真迹随唐太宗昭陵殉葬后已不复存世，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兰亭分为唐人摹本和定武刻本两类。所谓定武刻本相传是以欧阳询临本摹勒上石，辗转流传，至北宋时被发现于定武军（今河北定县），所以称为“定武兰亭”。北宋熙宁间薛师正出守定武，其子薛绍彭别刻一石而将原石携归长安，并凿损“湍、流、带、右、天”五字，（另有一说五字为“群、流、带、右、天”）以区别于翻刻本。 

  传世的《定武兰亭》不下几十种，但真正的定武原石拓本仅三本。一是元吴炳藏本，册首有王文治题签“宋拓定武禊帖”，帖后有宋张洎、王容，元吴炳、倪云林，明危素、沈石田，清王文治等人跋尾。二是元柯九思藏本，现藏台湾故宫。三是元独孤长老藏本，曾为赵孟兆页所得，著名的“兰亭十三跋”即题于是册。三本中，仅吴炳藏本是五字未损本，其他两本均为已损本，可见其珍贵的程度了。在东京国立博物馆偶然发现，在二玄社买到“下真迹一等”的原色本，可算得上是缘份不浅了。

                                              三  

  朱福元先生是当代一位十分了不起的书画收藏家和鉴赏家。这“十分了不起”五个字实在不是恭维和夸大之辞，而是我们在日本的半个月中耳闻目睹后得出的结论。 

  朱先生在日本的谋生之道是经营中国料理。店名叫赤坂饭店。五十年代生意最兴隆时，赤坂饭店发展到十六家之多。九十年代中期，日本经济萧条，遂逐渐收缩，目前在东京尚有赤坂见附、竹桥、上野和银座松板屋等四处。其中朱先生坐镇竹桥，朱太太——近代著名教育家方还的孙女方韦女士，则管理赤坂见附的那家。十月十五日我们到东京，首先落脚的地方，就是东京最繁华的闹市区赤坂见附的赤坂饭店。 

  饭店并不大，但令我们惊喜的是，餐厅的四壁挂满了朱先生收藏的历代法书名画的复制品。我们放下行李，顾不得朱太太亲自端上来的热茶，欲先睹为快。其中元代大书法家杨维桢的行草书《题李贺金铜仙人辞汉歌》尤为注目。此幅手卷不拘成法，信手漫笔，无矫饰之情，通篇气势酣畅，精神溢出。信是杨书中的精品，但昆仑堂藏画集中未见收入。挂在另一侧的吴昌硕的古松图，原为六尺巨幅中堂，虽经缩小，但气势仍不减。朱先生说，这幅古松图，可算得上是吴画之王了，数年前在香港耐心等待了好几天，千呼万唤才等到了这幅上上品。当时董建华还惊呼国宝被日本人买去，因为朱先生在初去日本时，为生计所迫，不得已加入了日本籍，这是董建华所不知道的。唐伯虎的仕女图则挂在一个不显眼的柜台旁墙上，绢本淡彩，灰黄的古色中，飘逸的七言题句和晋昌唐寅的题款赫然在目。从主人的话语中得知，唐画难觅，而唐仕女画更难觅。目前唐伯虎山水画的拍卖行情都在百万元以上，其身价之高，令人乍舌。挂在帐台前的张子祥花鸟扇面和窗边的启功先生的书法则全是真迹，可见主人对于近现代名家的作品就有点不当回事了。朱先生见我们关注着墙上的字画，便拿出他最近收藏的沈石田书法手卷以及文征明题跋的照片，沈的书法手卷很少见到，用笔和结体极象黄山谷，写得随意而老到，显然不是应酬之作。朱先生说，能收到这样的精品也是他的缘份和福份。 

  到东京的第三天，我们由朱翔陪同去名古屋、京都、大阪、奈良、横滨，四天中参观博物馆和美术馆六家，看到的大多是近现代日本艺术家的作品。只是在京都市的美术馆里见到了四幅唐人写经，这四幅中仅有一幅较为精彩，其余三幅字迹都很拙劣，有文物价值而无艺术价值。倒是回到东京，朱先生安排了几次观赏国宝的机会，大饱了眼福。 

  竹桥的赤坂饭店位于皇宫附近，这里的四壁也挂满了朱先生藏品的复制件，在现代化的设置中透出阵阵的古典的情调。所不同的是，这里的画以宋元小品、扇面居多，偶然也有清人王石谷和郎世宁的名作，琳琅满目，气息十分古雅。 

  这次来东京，我们从侧面了解到，朱先生以收藏宋元名画著称，属于收藏家中第一流。虽然他淡泊名利，不愿张扬，但他的名字早被海内外的书画鉴赏权威所熟悉。象故宫的徐邦达，刘九庵，辽宁博物馆的杨仁恺，上海博物馆的谢稚柳，都对朱先生的人品和藏品赞赏有加。启功先生更是数次题辞，称朱先生人品难得，私人收藏世界第一。 

  朱先生对宋元名画情尤独钟是有缘由的。幼时他看到祖父收藏的字画，就问为什么没有宋元人作品，祖父说：“小孩子好大口气，宋元人东西怎么觅得到？”从此，他少年立志，发誓要觅宋元名画。五十年代初到日本后，凭着中国人勤劳不怕苦的精神，家业日益扩大。但他们夫妇却十分节俭，直到现在老先生年届高龄还亲自天天去买菜。对待子女管教也十分严格，告诫他们不要依赖父辈而要自食其力。朱先生不染烟酒，也没有其他嗜好，因而把饭店赚到的钱，大部分化在收藏字画上。收藏宋元东西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是要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往往一幅作品就价值连城，上百万元的巨款弹指一挥间。二是要有眼力，看错画会一失足成千古恨。辨别真伪要靠日积月累的实践经验，历代传世书画真伪相杂，要练就火眼金睛很不容易。三是要机遇。朱先生在东京的华人中口碑甚佳，因此许多画商都愿意把好画给他看。他十分讲信用，从来不拖欠钱款，又乐于助人。因此他的许多藏品都得之于无意之中，冥冥如有神助。象他数年前收得的宋人崔白的母鸡养雏图，刘海粟看到后曾叹息还缺一公鸡。今年上半年他的一个朋友偶然在一家古董店里发现，立即打电话告诉，但等朱先生急急忙忙赶到，店门已关。幸好值班的店员曾在赤坂饭店干过活，了解朱先生的为人。就马上打电话给店主，终于如愿以偿地购进了崔白的公鸡图。 

  为访国宝，朱先生专门抽空一天陪我们参观东京国立博物馆。回来的路上，大家十分兴奋。一到竹桥刚坐定，朱先生便捧出了几轴字画。第一幅打开一看，是六尺中堂王铎的行书五律诗轴，写得淋漓痛快，墨气逼人。大家一致认为此幅决不逊色于东京国立博物馆馆藏的王铎。第二幅是清包世臣的行书条幅，亦属上品。朱先生指着挂在饭店里的一幅石涛的荔枝图说，我喜欢石涛，也喜欢荔枝，就买下了。有人说这幅石涛有问题，我想既然喜欢，又何必一定要计较真假呢？说罢哈哈大笑。看得出，他对自己的心爱之物的一片痴心。饭后，朱先生又拿来了明倪元璐的绢本书法中堂、元管夫人的回文诗，以及清朱竹、奚铁生的藏砚，一时文物墨宝令人目不暇接。说起这些国宝的收藏经过，朱先生眉飞色舞，兴奋异常。我们也感觉到和朱先生谈书论画，是一种美的享受和交流，彼此视为知己，相叙苦短。第二天，朱先生特地精放了一套元人词翰照片相赠，其中有李东阳的篆书题首，鲜于枢行书陶诗《归去来辞》、赵子昂行书李太白诗以及杨维桢行草书《题李贺金铜仙人辞汉歌》等，以示愿意和我们共同分享收藏国宝的愉悦。 

  朱先生和香港船舶大王包玉刚是至交，两人干的都是惊天动地的大事。然而“世人但知包玉刚，不识昆山朱福元”。我想，朱先生的事业决不逊色于包，有朝一日，人们会真正地了解这位既平凡而又了不起的收藏鉴赏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