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3月25日是当代著名书画收藏家、昆仑堂美术馆捐赠者朱福元先生逝世十周年纪念日。下午三时，由中共昆山市委宣传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昆仑堂美术馆承办的“纪念朱福元先生逝世十周年座谈会”在美术馆会议室召开。朱福元先生之子朱翔，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文联主席栾根玉，昆仑堂美术馆管理委员会副主席马昇嘉、委员杨守松，名誉馆长陆家衡，馆长俞建良及全体工作人员参加了座谈会，深切缅怀为家乡文化事业作出巨大贡献的朱福元先生。会议由俞建良馆长主持。
俞建良（昆仑堂美术馆馆长）：今天的座谈会实际上是一个追思会，追思和怀念朱福元先生。朱翔先生刚好从日本回来，他将作为主要的回忆者，马老师、杨老师、陆老师是在开馆之前应朱福元先生的要求，一直在做这些事情。我是后来过来的，我们就按顺序讲，我先追思一二。
朱福元先生突然去世，当时我还兼任市文联副主席，在广州参加一个文化采风活动。我虽然人在广州，心已经回昆山。后来得到可靠信息，朱先生不是马上回昆山故里，而是定在5月12日再回昆山。当时昆山市委、市政府领导高度重视，陆家衡老师也叮嘱我一定要操办好这件事情。我就召开紧急会议，要求昆仑堂全体工作人员加班加点在5月12日之前一定要把《当代著名收藏家朱福元》一书编印出来。大家纷纷写悼念文章，我也写了一篇文章和几首小诗，并组稿在《昆山日报》上专版发表。5月12日的追悼会非常隆重，市委、市政府、市人大、市政协的一把手领导都到场了。朱福元先生的形象一直在我的脑海里，看到会议室里这些照片很亲切，有一部分是我拍摄的。朱先生的捐赠，对我们后辈是有很大启示的，正是因为有了朱福元先生的义举，才有昆仑堂美术馆。正是因为受到他的影响，之后很多人陆续来捐赠作品。中央领导和省里领导来美术馆参观都给予了高度赞赏，认为凸显出了朱先生及其家庭的高尚情操和昆山地域文化的特色。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也来了很多，都给予肯定，很多人向我们的《昆仑堂》期刊投稿。
我在美术馆工作已经有13年，我们肩负着责任，也会一直传承下去。我先开个头。下面请朱先生来讲，他毕竟跟父母相处时间长，他的角度跟我们的角度还是不一样的。
朱翔（朱福元先生三子）：今天是我父亲逝世十周年，虽然我和父亲接触时间也不是太长，可是他生前教了我很多做人的原则和道理。他一直跟我们讲：要先做人，人做得正了以后，做事就可以光明磊落。还有，钱财都是身外之物，你一个人有很多东西，有什么了不起？好的东西不能一个人用的，应该分给大家，是大家所有人的财产。非常感谢昆仑堂，在父亲逝世十周年的今天召开这次座谈会，虽然规模不大，但是非常有意义。今天我又见到了在父亲捐赠过程中的三位老同志——马昇嘉老师、陆家衡老师、杨守松老师。杨老师在我父亲病重的时候，在语言都不通的情况下，自费赶到东京去看他，我们家属对此都非常感谢。
昆仑堂美术馆是由政府出资，在市委、市政府领导的直接关心下建成的，今年 已经是第十九个年头了。父亲虽然走了，可我每次回来，无论是昆仑堂，还是其他领导官员，都会热情接待。我到这里来，看到父亲生前的照片，感情就完全不一样。特别是父亲在最后的几年，因为眼睛的原因，他是带了遗憾离开的，因为他还想做很多事，还想为昆山做更多的贡献。他有很多东西还没完全整理出来，在这一点上，我想马昇嘉老师跟陆家衡老师感受比我还要深。父亲的眼睛已经看不见了，可是每天基本上还要跟你们通一个电话，了解昆山的情况，他对家乡各方面都非常关心。我记得最感动的一次对话，就是四川汶川大地震那次，当时他的眼睛已经基本上看不见了，是从电视里面听到的。他的日语也稍微差了一点，不比平时了。那天我刚好在他身边，我就跟他讲，这是日本的报道。那个时候还是刚开始。他说：这些人很惨，怎么办？为什么父亲会有这么一个体会呢？因为日本是一个多地震的国家，所以日本人对地震的意识和概念非常强，他们在防范工作方面也做得比较好。四川这样的突发大地震，他也深切体会到受灾人的痛苦，可是他眼睛看不到，就用昆山石牌话说：作孽啊作孽。他人虽然已经很老，身体也不好，可是他心系祖国，中国的事情，他是非常的关心。
他在1998年时有了捐画的构想，那时候我们昆山的经济还处在发展阶段，还没有那么快。他跟我讲：你不要小看昆山，昆山是一个好地方。他说：以前经济落后，都是教育问题，现在重视教育以后，昆山干部的素质高了，然后老百姓的素质也高了，昆山肯定会发展很快，书画放在昆山肯定不错。今天我们用GDP来看，昆山去年已经连续十四年排名全国县级市第一位，证明了父亲的判断是正确的。他在收画方面不是专业的，也是从业余爱好者开始，慢慢自己变成一个专业人员，在这方面很有眼光。最后他把画捐给了家乡昆山，我觉得这比他收画的眼光更好。因为他把这些东西放在昆山，第一他可以安心走了，他把自己最后的骨灰也留在昆山。他跟我讲过，他是不愿意离开昆山的，因为政治等原因没办法，走的时候是1950年。他说，“现在家乡好了，我回来了，以后要守在家乡。”父亲这个想法是非常伟大的，有了这样一个美术馆，可以让孩子们每天看到书画艺术品，受到教育，自己也可以看到美术馆的发展变化。
我先讲到这里。我想马昇嘉老师、陆家衡老师、杨守松老师，你们在跟我父亲一起整理捐赠书画、跟他交流捐赠细节谈的比较多，而且你们在不同的场合，包括不同的书刊上面，一直在写文章纪念。我想你们也有很多关于我父亲的故事，所以接下来请你们讲。
马昇嘉（昆仑堂美术馆管理委员会副主席、原市文联主席）：
时间过得非常快，朱先生离开我们已经十个年头了，美术馆开馆也将近二十年了。十年前跟朱先生的交往，所经历的桩桩件件，包括今天看到这些照片，好像都是昨天刚刚发生的。今天美术馆在这里召开一个座谈会，我们坐下来一起缅怀朱先生，追思朱先生的高尚品格，我觉得确实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我们现在从国家层面上来说，正在倡导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正在提倡要坚持我们的文化自信，进一步要加强昆山的文化建设，所以我想，我们今天来缅怀朱先生，来学习他的高尚的品格，正是响应了这一号召。
我们今天搞这样一个活动，其实也是有着一种现实的意义。因为工作的关系，跟朱先生、朱太太交往了也有十多年，我和守松、家衡一起在筹备昆仑堂美术馆中间，受市政府的委托，去日本把这些字画从东京运到昆山来。朱先生把这些珍贵的书画作品捐献给家乡，确实是受到了全社会的敬仰和赞赏。但是平时我也听到有一种说法，他们在肯定老先生的这个举动之馀，说到老先生有钱，言下之意是老先生有了钱才做这个事情。其实我觉得这也是对老先生认识上的一种误解。刚才朱翔也说到五十年代初期，朱先生夫妇俩到日本去，当时战后的日本，满目疮痍，经济非常的萧条，朱先生夫妇到了那边，人地生疏，语言不通，就是靠自己。以前都听他们两位老人介绍过，靠自己给人家打工，起早摸黑，甚至于吃了上顿，下顿在哪里都不知道。后来经过努力，开了一个小面馆，慢慢生意做好了，有了一点积蓄。当时在五、六十年代，特别是文革中间，朱先生看到流失在海外的一些中国古代字画，一来他本就喜爱字画，另外中国的字画流失在海外，他也觉得痛惜，所以从那个时候起，他就开始用积蓄的钱来进行收藏。平时和朱太太的交流也谈到，有的时候他看中了作品，钱不够，向朱太太借，朱太太跟他开玩笑：我现在借给你，你什么时候会还给我，利息是多少？朱先生回答她有了钱就归还你。等到后来又发现好的作品了，又缺钱了。其实朱太太对朱先生非常理解，非常的支持。朱太太说过一句话：只要先生开心，什么都可以。后来饭店越做越好，鼎盛时期有十六家饭店，在美国和新加坡都开了，有了钱，他还是用在收藏字画上。
我跟守松、家衡1999年到日本去，当时是政府派我们去谈这个捐画的事情。第一次到朱先生家里去，进了他的家门，我确实是感觉很惊讶的，因为在我的想象中，朱先生拥有这么多资产，他是这样的身价，住个别墅，用一部高档轿车，在经济上是完全可以的。但是我们进去一看，六十多平米的公寓房子，比我们当时住的还要小，他每天上下班都乘地铁，早上四点钟要起来到菜场去买菜，亲自去。当时八十多岁高龄了，还是每天早上去，中午很多的时候就是饭店里面没有卖掉的便当盒饭，就这样吃一顿。他脚上穿的，你们都不知道，他穿的这个皮鞋是前进菜场附近一个小店里面买的，八十块钱。他当时买了对我说：这个鞋子穿得蛮好，蛮舒服呀。这个说明什么呢？朱先生尽管有了钱，但是在他身上，那样一种勤劳节俭的中华美德还保持着。可是反过来，他所看重的字画，人家开价多少，他从不还价，马上把钱付给人家，而且还要留他在店里吃饭，回去打的的车钱都要付给他。所以我也想，朱先生能收藏到这么多这么好的作品，跟他的人格，跟他的人品，跟他对人的豪爽真诚热情都是分不开的。
当然他自己也是有鉴赏方面的功力，所以十多年交往当中，朱先生跟我们谈最多的就是文化，还有教育。几次他都说到：文化教育对一个国家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物质上再富有，昆山全部给你，中国全部给你，又能怎么样呢？对一个人来说，一天三顿饭，晚上一张床，除此以外你还需要什么呢？所以他把这些收藏的字画，可以说是毕生的心血拿出来。其实他也非常清楚，这些艺术作品，只有当它与整个社会相结合，与人民大众相结合，才有真正的魅力。我们土话说：独乐乐不如众乐乐，让大家来欣赏，这个艺术作品的生命力和价值才能够体现出来。所以，我想朱先生虽然走了，但是昆仑堂美术馆永远在，朱先生也会永远和我们在一起。
杨守松（昆仑堂美术馆管理委员会委员、原市文联主席）：
我就说那双皮鞋的事情，他买了双皮鞋八十块钱，又便宜又实惠，开心得不得了。（朱翔：他还跟我们说你们以后不要在日本买，前进路上有的是。）我也觉得，就像小孩子，现在皮鞋那么便宜，又那么好穿。我觉得他的生活不像有钱人那样，完全是两种截然相反的。办昆仑堂这个馆最早接触的是家衡，私下里接触的，后来家衡和我讲，我说是好事。但是我考虑的很简单，文联没人管理怎么办？我说：那好，就交给文化局。所以就把文化局局长喊过来，就这么一个过程。我想还是对的，要不然的话，文联没人去管理这个事情，所以我们考虑了一下，文化局有人，编制都有，然后就请马昇嘉，我们三个人基本上一直都在一起的。后来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的语言跟朱先生交流很吃力，我昆山话不会说，他们两个讲话方便容易得多，打电话什么都是他们，没他们我肯定不行。
我以前听朱太太讲过，当时他们创业的时候苦到什么地步，这些细节我一直都忘不了。两个人天天干活，累得没办法，晚上睡觉的时候，老鼠把自己咬伤了都不知道，就苦到累到这种地步。这个钱赚的是不容易的。朱先生、朱太太用两双手这么苦巴巴地挣，再用这些钱去买东西，我们接触多了，就知道他们那种精神。
朱翔：字画本身有价值，但是他捐赠出来获得的那份新的价值更高。因为他们俩在那种条件下，买一碗面，做一个菜，利润就没有多少，他把自己的工资省下来，去收字画，他把几十年的精力都放到这上面，一般人做不到。最后他拿出来全部交给政府，交给国家，不是自己拿去卖钱。
父亲收画过程中是很艰辛的。他说：“那个时候买书画类的书很贵很贵，要几万块钱。我不想买，买了看完就没用了。”所以他就去书店里看。书店已经打烊了，日本的规矩客人不走，不能赶人家，他还在查资料。他把画商暂留的书画拿到《每日新闻》报社去拍照片，（那个时候不像现在可以用手机拍照），然后把照片放在口袋里，再去书店查资料核对。因为眼睛不好，需要带着放大镜一边对一边看。他要找画家的名字，确定这个是真的还是假的。他这么大年龄了，跪在地上，几个小时精力全部集中在这上面，要起来时，爬不起来了。后来因为母亲和我们劝他，他才稍微舍得用钱到香港去买需要的书。再后来他朋友也慢慢多了，大家也知道他买画大方，买其他东西都小气，所以朋友们就不带什么礼品，带香港或台湾出版的书给他，他最喜欢。
他还有一个伟大的地方，他不是专家，收画是小时跟他祖父开玩笑的一句话种下的种子。中国“文化大革命”初期，有很多好的东西流到国外，他感觉到是个机会。虽然那时候他的钱不多，可是他有这个心了。这方面陆家衡老师最有发言权。父亲在收藏初期，只要看到中国的字画，他就买下来，他真正开始比较有眼光的时期，我记得应该是七十年代的后期到八十年代初期，那段时间他精力也好，体力也好，经济也好，他也慢慢懂了，所以那个时候他已经可以分辨真伪优劣。
杨守松：确实不容易，也难怪，一般的人不可能理解先生收藏书画要付出多大的心血。我写过一篇文章，印象最深的是我们三个要把书画拿回来，他送我们走的那种眼神、那种情绪，我现在讲眼泪还要掉下来，就像把女儿嫁出去的那种感觉。所有的心血现在交给你们，你们要走了。我看见他倚在墙上看着我们的眼神，就像女儿好不容易长大嫁走了。他身上体现的是我们中国传统的儒家文人的精神和品位。与文化相关者有文化工作者、文化人、文人。当今称得上文人的能有多少？文化工作者，做这个工作的没有办法，可以理解。现在以文化人自称的满眼都是，但别人把你当一个文人看待，能够传下去的、留下去的、为整个社会所承认的，在昆山能有几人。自我吹嘘的大师，我们昆山也有，外面大师也多得很，所以在当今的这种环境和风气下，更加显得老先生传统文人的品位多么珍贵，现在我们国家缺的就是这些。
我们更应该用行动来表示对他的尊重，尊重朱先生、朱太太，我们应该把事情做好。昆仑堂一直在做学问，而且没有断过，现在还在一任一任接下去，做到这一点就是对先生的尊重，朱先生相信能有这一批人把事情做好，要不然也不会捐给昆山。
陆家衡（昆仑堂美术馆名誉馆长、原馆长）：
我是从朱先生捐画、到昆仑堂成立、到逐渐发展壮大的亲身经历者，深感朱先生人品的崇高，人格的崇高。我记得朱先生晚年精神上、身体上都很差，我们是2005年陪中央电视台《国宝档案》摄制组到日本去拍一个朱先生的专题片，那可能是最后一次与朱先生在日本见面。那次去，发现朱先生身体大不如从前。我和朱先生接触比较早，在1998年时候，朱先生精力好，走路快，那个时候我们都跟不上他。但2005年那次去，他就说“我陪不了你们了，自己到外面去走走罢。”朱先生是2009年去世的，2008年5月份到8月份，这4个月中间，基本上每天给我打一个电话。他时间很准的，基本上每天下午五点钟到六点钟，日本时间大概就是六点钟到七点钟，正好是晚上吃过饭后，而且每次电话要打半小时到三刻钟。当时我家里事情也比较乱，昆仑堂事情也比较忙，但每一次我都耐心地听他讲完，他主要讲的内容一是藏品，问我：“这些藏品怎么样，跟故宫藏品比较怎么样。我是学项子京的，那是明代一个大收藏家。”第二，他说：“陆先生，我都这么大年龄了，眼睛也不好，身体越来越差，昆仑堂一定要拜托你们，因为你们三位都是昆山有文化的人，杨先生跟马先生是作家，只有你对书画是懂的，你要把昆仑堂发展好。”我在这三、四个月中间，深感责任重大，他实际上把这个馆托付给了我们。
正像刚刚说的，这是他一生的心血，他不是专业人士，也不是富豪，他实际上的经济收入、生活水平恐怕在日本还算不上有钱人。因为在1999年到日本前，我跟马老师有同样看法，朱先生在日本应该有汽车的，到了那里一看，我们三个人都不讲话了。他家里很简单，没有什么好的家具，而且住在楼上，根本没有车子，我们现在自己都有车子，他没有车子，他出门是坐地铁的，生活简朴。刚刚几位已经说了很多，我不再重复了。我跟朱先生的交往确实也是比较多的。最后一次2005年在日本临走的时候，我记得他送我一块手帕，他讲了一句话说：我没有什么送你们的，将来你们用这个手帕，就会想起我。所以这个手帕，我现在还保留着，真的看到这手帕，就想起他。
他的家乡情结，我觉得真的是很伟大，因为这些书画实际上是他的命根子。最后2008年的时候，他为什么在四个月中反反复复每天都要给我打电话，实际上他还是有一点不放心。尽管对昆山、对我们的管理水平，他还是很认可的，每次来他都赞扬我们，但是他还是觉得像一个女儿嫁出去一样。所以我经常跟建良、沈江，还有昆仑堂的同道讲，我们一定要把昆仑堂发展好，不能辜负朱先生对我们的信任。这是很要紧的，他既然信任我们，那我们一定要对得起他的这种信任。
我觉得他对昆山人最大的影响有三个：第一个就是他的人格魅力。朱先生在1982年第一次回昆山，之后每次到昆山来都会捐东西，最早是昆山宾馆的空调，后来陆陆续续又捐了一些字画，捐过几次。当时我跟沈江、建良去查这几张画在哪里，最后在市政府的机要室里找到。当时政府没有收藏的机构，那些画都塞在机要室铁皮箱子里面。一开始他们都说没有，我说：你们还是仔细找一下。因为当时王顺保（曾任昆山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对我说肯定有。机要室里边东西实在太多，后来他们翻箱倒柜，最后查出来九张画，包括陆廉夫、方还的，都是些名家的东西，现在买也要不少钱。当时是接收的，他们老干部还是有情怀的。我觉得朱先生对家乡一直有一种情怀，解放初，朱先生是因为历史原因出去的。虽然家乡有愧于他，但是他还是想要报答这个国家，我觉得这就是一种品德，一种情怀，一般人做不到的。他为昆山人民留下了巨大的文化遗产和高尚情操。当年他走的时候是很苦的，只能带大儿子走，这些事情我们都知道的，转机到香港，后来到台湾，非常狼狈的。
朱翔：我就接陆老师的话，其实我对我父亲的一生有几个总结：五十年代，父亲用两个字来概括是：无奈。那时候他不想出去，但是政治因素各方面没办法；到六十年代，他是没有办法得知中国大陆的消息，那个时候已经有《人民日报》海外版，一个星期有一份报纸，他每周都跑到成田去拿，后来收字画也是从那个地方开始，那里有很多中国老华侨。六十年代他对中国是非常的担忧，他觉得又是困难年，又是大跃进以后的后遗症；到了七十年代，他觉得慢慢有希望了，中国各方面开始稳定下来，国家公派出国的人员也慢慢多了，到赤坂饭店吃饭，父亲就可以从他们中间了解一些情况；到了九十年代，他觉得中国以后的发展是无法估量的。所以他应该是在九十年代中期，内心已经有了捐画这个想法，到了1999年陆老师他们去的时候，这个想法基本就已经成熟了，但前面肯定有考察过程。（陆家衡：97年香港回归的时候，《新民晚报》上有一段文章，这张《新民晚报》我现在还留着。）当时一些美术馆、博物馆，也来跟他谈过，他在香港的朋友对他说：你这些东西全部卖，可以卖很多钱。他也考虑过，就像刚才你们几位都讲到，他还是比较传统的人，他说中国有句古话：富不过三代。最后他选择捐给昆山，我觉得是正确的。他有家乡的情怀，所以只要石牌有人来（朱福元先生是昆山石牌镇人），他就会问：石牌现在怎么样了？我记得他第一次回来，他没有回石牌，他叫香港的一位朋友替他去看一下，看了以后告诉他：石牌比以前好多了。所以他最后决定捐到昆山，之前也是有一个考察的过程。
陆家衡：我再继续讲下去。刚才我讲的是朱先生的家乡情怀。朱先生捐画跟朱太太是分不开的。朱太太也是昆山名门之后，朱太太这个人，我们接触下来发现她很大度，不是一般妇女的见识，她眼光很远，某些时候，她的眼光要比朱先生还要高，还要远。而且她有胆略，为人大气，所以朱先生到最后能够完成他一生中最伟大的事情，跟朱太太是分不开的。我觉得朱太太在这个事情上起到了非常决定性的作用，这是我想讲的第一点。
第二点，我觉得美术馆成立，朱先生捐的这些画，在昆山历史上开了一个先例。据我所知，在朱先生之前，昆山没有一件古代书画作品，如果要成立博物馆的话，那等于是一件都没有。朱先生当时捐了三百多件作品，后来从2003年开始，我们陆陆续续在政府的关心下又收了不少东西，现在将近有一千件，已经翻了几倍了。因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机遇，也开了一个好头，从2001年以后，我们昆山开始有古代书画了，我们现在也比较自豪地说：我们现在也有将近一千件东西了。当然，跟朱先生捐赠的质量还是有很大的差距，朱先生的那些东西质量非常高，比如说有唐代、有宋代，甚至他在捐赠之前还去买，比如那件王铎书法大概是花了人民币六十几万买的，他觉得好像分量还不够。我知道他也不是太有钱的人，但他很要面子，他觉得这些作品分量还不够，还要去买。从此以后，我们昆山有了这样一个美术馆，我们可以非常自豪地说：昆仑堂美术馆的书画收藏能够为昆山的文化撑起一点门面。
还有一点，我觉得对昆山也起一个非常好的作用，昆仑堂美术馆成立以后，我们确实是按照朱先生的意愿，一是作品的对外展示，还有特别重要的是重视学术，我们开馆以后把学术作为一个很重要的任务。朱先生讲过：我自己没有这个能力研究，但是你们要研究。所以我们开馆以来实际上把理论研究作为一个重头，事实上，我们经过将近二十年的时间，研究成果累累。特别是对于地方文化、地方文献的研究，我们昆仑堂也是开了个好头，除了昆仑堂在昆山现在找不到第二家，这一点，我们觉得很自豪，这也是朱先生遗愿中的一部分，我们对老先生是有交待的。
沈江（昆仑堂美术馆常务副馆长）：
我是2001年昆仑堂美术馆建馆时进馆工作的，参与了美术馆筹建、开馆等重要时点的一些工作，也有幸与朱福元先生有六年多的亲身接触。美术馆建馆时朱先生已经83岁高龄，但身体极好，可以用精神矍铄、健步如飞来形容，说话声音洪亮，而且健谈，谈起他的书画收藏更是滔滔不绝，兴奋时他喜欢翘一翘他的大拇指。当时他坐在这间屋子沙发上说话的情景，历历在目，仿佛就在昨天。2001年开馆后，朱先生和朱太太每年都回昆山，刚开始几年，有时一年回来两次，到2006年之后，朱先生由于眼睛的疾病，不能回来了。但他时刻记挂着美术馆。那时候老馆长陆家衡老师，几乎每天上午都要和朱先生通一次电话，不是他打到东京，就是朱先生打过来。陆老师和朱先生说话，是比较吃力的，声音要说的很大，很响，我们在边上都是听到的。虽然都是一些重复的话，但陆老师极耐心地和他说着。刚才陆老师讲2008年5月到8月四个月中，每天傍晚朱先生都要和他打一次电话，这是我们不知道的。陆老师今天才说出来。那时候陆老师已卸任馆长，但在家里仍然极耐心地接听朱先生的电话。因为这是朱先生最后的寄托。
当今世界，具有朱先生这样高尚的道德境界、把毕生珍藏的极其珍贵的书画文物无偿捐赠给家乡的收藏家是罕见的。朱先生捐赠的本意完全是出于对家乡父老的深情，出于对国家、民族无私的爱。这种家国情怀是传统文化的精髓，朱先生的壮举是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延续，是当今社会最为宝贵的精神财富。朱先生在晚年曾多次讲，他是出于无奈在日本搞了半辈子的饭店，值得欣慰的是在晚年时建成了昆仑堂美术馆，对得起养育他的家乡和祖先了。朱先生将他的爱国之心、赤子之情以及对传统文化精神的悟证融入到了他的收藏品中，随着这些藏品常住在昆仑堂美术馆中。这是昆仑堂美术馆最为宝贵的精神财富。
今天我们缅怀和纪念朱福元先生，就是要学习和弘扬他的精神。朱先生的功绩是世人有目共睹的。指导和支持朱先生一生不朽事业的思想和信念，是我们今天一定要追问和努力学习的。
朱先生生前来昆仑堂美术馆的次数虽然不多，但每次来，对我们工作人员，有些话他曾反复的、多次的说，他说：“年轻人先要做好人，才能做好事。做人要诚诚恳恳、老老实实，做事要认认真真、踏踏实实；要学会吃亏，吃亏是福；还要不贪，不贪为宝。”这几句话非常的朴实，我觉得它是朱先生人生的中心思想。话虽然直白，但饱含了很深的用意，可以说是集合了传统文化儒、释、道三家的精华。第一句基本是儒家的。先做人再做事，就是“先器识，而后文艺”，先把自己的人格、品德确立起来，先把自己做成一个容器，然后才能装东西。怎么做呢？就是诚恳老实，正心诚意，思想上谦虚诚心，行动上才能认真踏实。第二句，基本上是道家的，教人学会吃亏，恳吃亏，恳奉献，而且会吃亏。吃了亏不让人知道就是会吃亏。正如乡贤朱柏庐先生说的“善欲人见，不是真善”。因为让人知道了，人家可能来报答，那么你的福德就积不起来了。吃亏是退让，是柔弱，但柔弱胜刚强，吃亏就是占便宜，所以吃亏是福，这是老子的思想。还有一句，“不贪为宝”，是佛家的，也是儒家的。佛家把“贪、嗔、痴、慢、疑”称为“五毒”，其中贪毒最难根治。人世是欲望的海洋，常在水边走，很容易湿鞋。春秋战国时候宋国的宰相子罕，有人行贿送他宝玉，他不接受，说，他自己有宝，就是不贪。不贪者才能委以重任，做成大事。所以儒家和佛家都把不贪当作戒律来遵守。我认为朱先生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这几条是非常宝贵的，是支持他做成不朽事业的法宝，也是我们今天要努力学习的。
昆仑堂美术馆通过18年的发展，运转良好，在收藏、展示、研究、教育、交流、服务等方面取得不少可喜的成绩。这里面有市委、市政府领导的高度重视和关心支持，有昆仑堂美术馆管理委会领导和朱先生子女、家属的支持和付出，有昆仑堂全体工作人员的辛勤工作，大家的合力创造了美术馆今天良好的局面。
在昆仑堂美术馆工作是幸运的，因为以朱福元先生为榜样，以朱先生的精神为感召，可以提高我们的人生境界，可以成就我们幸福的人生。在昆仑堂工作也是责任重大的，因为朱先生所捐赠的书画是无价之宝，是不容任何的懈怠和疏忽的，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都不能辜负了朱先生的重托和期望。所以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要更加的努力，不断地总结、学习和弘扬朱福元先生的精神，以更好的成绩来告慰和缅怀这位伟大的捐赠者。为昆山的文化事业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俞建良：朱先生对于昆山文化的贡献确实是非常大的，如果没有昆仑堂美术馆，在某种意义上，昆山书画是一个空白。很多县级市如太仓、常熟、吴江都有博物馆和美术馆，但昆山目前还没有博物馆，昆仑堂美术馆等于代表了昆山博物馆，对昆山美术界的贡献很大。地域文化的传承必须有传统文化的积累，必须要有博物馆，博物馆里的书画部是一个很重的位置。我们全国的博物馆很多，但是以书画为重的博物馆只占三分之一，上海、北京、南京、浙江、辽宁的博物馆都有大量的书画，其他的地方都是以陶器、瓷器、青铜器、玉器为主，在书画方面是沙漠，朱福元先生做了这样一件重大的事情。刚才杨老师、马老师、陆老师都讲到了朱福元先生简朴的生活，讲得生动感人。尽管他出国的时候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但是朱先生在传统文化方面的修养是令人敬仰的，子不嫌母丑，他还是要回来的，这是一种情怀，一种大爱，值得我们认真地学习。所以今天的追思会确实非常好，对我们昆仑堂美术馆每个工作人员都是一次鞭策和触动，告诫我们工作要做得更好。
今年我们还要出版《方还书法作品集》，争取在八月份前后出版，方还是朱太太方韦女士的祖父，也是民国时期昆山第一任民政长，这个任务正在进行中。第二项就是准备编写《朱福元传》，今天的活动也可以写入其中，也是在积累资料。下面请栾部长讲话。
栾根玉（昆山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文联主席）：
在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我们坐在一起缅怀朱先生，也向朱先生寄托我们的哀思。在座几位老先生还有昆仑堂美术馆的工作人员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从自己的工作实践方面讲了很多。虽然我没有见过老先生，但最近几年来因为文化工作方面的机缘巧合，跟朱翔先生多次见面，现在一年见好多次，交流也比较多。我总感觉到，老先生若干年前的壮举，填补了昆山文化史上的空白。建良馆长说多数博物馆的收藏都是器物类的，书画类的相对比较少，所以昆仑堂非常宝贵。家国情怀昆山历来有之，先贤顾炎武提出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我想在老先生身上是得以充分体现的。朱先生把平生所收藏的都捐赠给了家乡，报效桑梓，确确实实值得我们学习。但更重要的是他播下了一颗火种，没有昆仑堂就没有侯北人美术馆，也不会有今天陆放版画馆等等。虽然因为种种原因昆山博物馆还一直处在筹备中，但它终究会成形、开放。昆仑堂在昆山一代又一代的人民心目当中，播下了艺术的种子，对于美术、对于书法，对其他各个方面，都有基础性的教育作用。
昆山在加强文化建设，特别是这几年为促进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我们在做三年提升工程，要通过三年努力，在博物馆、美术馆、名人馆建设方面有一个大的推动，从制度各方面都要完善。今天我们回头看，十几年前，朱老先生这个义举确确实实对昆山的文化建设意义很深远。从我们主管部门也好，从市委、市政府这个角度也好，对文化的重视已经驶上了快车道。这两年在很多方面都可圈可点，比如说杨守松老师创作《昆山之路》到《昆曲之路》，特别是最近一段时间，杨老师把精力都倾注在昆曲方面，也是在我们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在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的背景下，不然杨老师有天大的心，没有推手，办事情也很难的。陆老师也是，两星期前我们在接待长三角文艺发展联盟的时候得到一个好消息，我还没打电话告诉陆老师，因为文件还没正式下发，是全省范围内要推100个名师，我们昆山就是陆老师。陆老师人生经历当中很长一段时间也是在昆仑堂的。马老师在儿童文学方面、在文艺创作方面，也是一脉相承。今后这个种子播下了之后，会越燃越旺的，围绕着功能提升、转型升级，在文化方面我们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做。也借着昆仑堂美术馆这个平台，最近几年，包括朱翔先生一年多次回国，对于全市的文化文艺建设，乃至整个经济、社会各方面都提出了很多很好的意见、建议。我想我们也会借助于这个平台，把我们的各项工作做得更好，不辜负老先生当年这个英明的决策、感人的壮举，也一定会把包括像昆仑堂美术馆这样的重点文化地标建设好。
刚才建良馆长也说到，我们从去年开始，真正地在推动像方还这样的民国名人相关资料的收集和研究，朱先生也提了很多意见，我们也都一一采纳，我想通过几年努力之后，无论是方还研究也好，或者说由此引发出来的其他各个方面的研究，对于文化昆山、人文昆山来讲，一定是有推动和促进作用的。在这个建设过程当中，我们也真诚地希望包括朱翔先生在内的老先生的家人、后人能够给我们多提一些意见和建议，我们昆仑堂美术馆的各位同事也一定会倍加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成果、来之不易的平台，在自己各自的研究领域上也一定会取得更多更好的成绩。
十多来年，我们在陆老师、建良两位馆长，还有馆里各位工作人员的共同努力下，昆仑堂美术馆是很有知名度的，来的人很多，可以说的故事也很多，将来通过我们一年一年的传承，一年一年的积累，借这个平台，做好朱福元老先生的研究，做好馆藏书画的研究。昆仑堂每年用政府拨款收藏一些书画，收藏和研究是要结合起来的。去年俞馆长出版了《王学浩研究》，今年在做《顾炎武书法研究》，没有这个平台也很难做。所以我想今后我们有很多工作要做，相信一定能够做好，不辜负朱先生的捐赠和期望。我表个态，需要我们去推动、协调、解决，或者促进昆仑堂更好发展的，我们一定不遗余力。
（《昆仑堂》编辑部根据录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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